基层社会治理点多面广，任务繁重。浏阳纵深推进“党建+微网格”工作，将其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抓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引领，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全域网格化管理。在“党建+微网格”全面铺开过程中，内涵相通、目标一致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浏阳得到创新结合和践行。本文试从三重维度对浏阳“党建+微网格”进行现实、历史和理论的考量。

一、“党建+微网格”的基本要义

“党建+微网格”就是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员为主体，通过党员联户，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不断优化。每名党员与其所联系的住户形成微网格，参与联户的党员为该微网格的微网格长。在具体举措上，浏阳采取“五微联治”，即全面建立微网格、打造线上微平台、实时掌握微民情、完善治理微架构、科学开展微服务。微网格长们担任了四项职责，成为百姓的政策法规宣传员、民情信息收集员、和谐稳定促进员、推动发展引领员。

“党建+微网格”在治理架构、网格功能、内生动力和推进手段方面有其特点：在治理架构上，体现了党建引领，是微网格；在网格功能上，明确微网格长“四员”定位，不承担行政事务，不给基层造成负担；在内生动力上，统筹了党员任务和自主自愿，需下沉到户，激发内生动力，明确走访次数，充分调动积极性；在推进手段上，强化了信息技术支撑，开发了智慧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实行数字化智能管理，提升“智治”水平。

二、“党建+微网格”的现实维度

在现实维度来看，“党建+微网格”是为了弥补基层治理短板，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在疫情防控期间，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全面凸显，其短板也随之暴露。目前，基层社会治理短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到位。仍存在少数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强。二是矛盾纠纷调处的机制不健全。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各自为政，未能形成合力，造成纠纷错失调解机会。三是隐患发现报告的触角不灵通。在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生态环保、食品安全等领域，信息发现不及时、隐患排查不到位等情况时有发生。四是基层社会服务意识不到位。重管理轻服务，以行政手段为主，缺乏服务理念。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制度。从中央部署可以看出，我们党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浏阳推进“党建+微网格”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党建+微网格”的历史维度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传统的治理文化和现代化治理追求为“党建+微网格”提供了历史素材。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社会治理是一项不可或缺且意义非凡的系统性活动。与西方社会治理相比，中国社会治理有着自身独特的治理传统和治理优势。中国传统的治理文化和现代化的治理追求，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丰富且更具发展潜力的治理素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和家族协作思想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它可以将不同社会群体统一融合于家庭、家族和国家之中，为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提供伦理规范和价值引导，有利于社会治理和社会进步。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人本理念，充分肯定公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某种层面上厘清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原则。其次是传统社会治理模式蕴含了社会自治文化。这种基层治理模式，将社会治理与人伦亲情糅合在一起，可以因人、因地、因俗而异，针对性较强，方便灵活，治理成本也相对较低。“党建+微网格”就是按照人缘、地缘关系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为民服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显著增强。

四、“党建+微网格”的理论维度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对基层社会治理有着的启示和引领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演化一般规律的同时,对社会治理问题也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治理乱象,并以此为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科学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其社会治理理论有三个明确的维度指向。第一个维度指向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政府与社会治理过程的关系互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所生活的具体实践出发，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试图探索新的社会发展道路，重新梳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变革过程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二个维度指向是扩大社会自治单元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与政府良性互动。随着社会规模的急剧扩张，公共事务繁多，扩大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社会良性治理，取得善治效果，逐步成为国家治理理念的共识。第三个维度指向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终极目标。马克思、恩格斯认真分析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复杂社会现象，以其伟大智慧，最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并提出未来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组织模式，终生都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奋斗不已。

中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历史逻辑与现实实践的统一。计划经济时代的治理理念是国家本位，忽略社会主体参与，一定程度也制约了社会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时代开启社会单元参与国家治理的新思维，自上而下的、以社会主体多元参与为主的社会治理思路开始逐步成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共识。

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密切结合才能发挥出应有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在现实应用过程中的中国化。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中国政府必须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和自身实际的中国治理理念之路。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国家治理实践、实现理论新跨越。